最好的產權制度保護就是政府讓渡經濟權力，并對此加以保護;沒有經濟權力的產權沒有實質意義，這也將極大限制產權的資源配置功能。

　　11月27日，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》全文發(fā)布。這是中央針對產權保護首次出臺頂層設計，聚焦長期以來社會廣泛關注的物權、債權、股權以及其他各種無形財產權的保護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產權保護制度關鍵在于政府讓渡經濟權力，并強化對其的保護，以激發(fā)勞動者等各類經濟主體的內在動力。所謂經濟權力是指經濟活動主體所擁有的支配各種生產要素、商品及勞動力的能力。

　　正如“有恒產者有恒心”，市場經濟制度的最基礎性制度就是排他性產權制度，而產權的激勵作用一定程度上源于產權的穩(wěn)定性，如果未來產權風險很大，那么人們就會失去積累財富的積極性。

　　產權經濟學家認為，發(fā)展中國家落后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產權制度的不穩(wěn)定性。西班牙皇室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，除沒收私人財產外，還大量向民間舉債，單方面延長債期和降低利息，甚至宣布破產以賴賬了事。致使工作和生產的動力逐漸消失，當時最好的出路就是當學生、僧侶、乞丐或官吏。

　　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對產權界定和保護發(fā)揮著決定性作用，也因此成為產權不穩(wěn)定性的最大來源之一。而此次《意見》對涉案財產處置隨意、強征強拆、民營企業(yè)過去經營不規(guī)范等問題的明晰，實質上就是對這些邊界模糊的產權進行經濟權力讓渡。

　　最好的產權制度保護就是政府讓渡經濟權力，并對此加以保護。換言之，沒有經濟權力的產權沒有實質意義，這也將極大限制產權的資源配置功能。

　　例如，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，政府對產權的經濟權力進行絕對控制。企業(yè)、農業(yè)、勞動者的勞務等即便是擁有產權中的所有權等，但各種要素的配置全部由政府負責，政府掌握了企業(yè)等產權的絕大部分經濟權力。結果，政府對經濟權力的高度掌控，嚴重限制了產權激勵作用的發(fā)揮，農業(yè)、工業(yè)、勞務“吃大鍋飯”束縛了社會生產率的提升。

　　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政府逐漸讓渡了一些產權的經濟權力，由此推動了經濟社會的蓬勃發(fā)展。建立家庭聯(lián)產承包責任制將農村土地使用權、承包權、收益權等，向億萬農民讓渡，激勵了農民的積極性和創(chuàng)造性;上世紀80年代，國企改革向企業(yè)經營管理者、勞動者讓渡經濟權力，增加企業(yè)自主權、利潤留成等，讓國企煥發(fā)了生機。不夸張地說，整部改革史就是一部逐漸讓渡經濟權力的產權制度變遷史。

　　改革的實質就是制度變遷或創(chuàng)新。隨著改革的深入，產權制度中的一些經濟權力的讓渡也迎來新挑戰(zhàn)，如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、房屋土地使用權、知識資本、農村土改等，這都需要政府，將頂層設計落到實處，真正激發(fā)社會的創(chuàng)業(yè)熱情，促進社會經濟發(fā)展。